成本的边际增加这一事实,但减少不到1%的排放量的成本的确太大。成本上的问题可能还不止如此。从投资成本上来看,据环境保护部初步估算,对现役火电机组进行脱硫、脱硝和除尘改造的费用高达2000亿-2500亿元,而且这笔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锁定效应。火电机组服役年限为30-50年,如果储能技术的革新使新能源大发展成为可能,或者未来页岩气在中国有大的突破,到时让这些附加了各种巨量“额外投资”的燃煤火电退出市场将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如果企业愿意完全独立承担这笔费用和其中的市场风险,那自然无可非议,应该得到支持。但是如果需要政府买单,或者通过销售电价往下游消费者传导,那这笔账就很有必要谨慎地算清楚。第二,由于最终的目标是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对于这一目标,目前不是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大气污染物排放可以进一步分为电力行业排放和其他排放。由于国家对燃煤电厂制定的排放标准最为严格,加上实施效果显著,燃煤电厂的排放效率比较高。发电用煤占我国全部煤炭消费的50%左右,根据国家电网估计,发电燃煤排放仅占燃煤排放的15%;而消耗了其余50%煤炭的非电用煤行业和散煤用户(比如分散取暖)的排放量占燃煤总排放的85%。因此,着重于对钢铁、建材、冶金等其他排放大户进行大气污染排放治理和减排监督,同时加快集中供暖改造,可能是成本更低、经济更可行的治理方式。如果把燃煤量与大气污染排放量的占比进行简单比较,能够得到明显的结论。燃煤火电占总煤炭消费的比例为50%,大气污染物排放占比仅为总量的15%;工业窑炉消费了25%的煤炭,大气污染物排放占比为25%;而污染最严重的中小型锅炉消费了25%的煤炭,其大气污染物排放占比高达60%。因此,如果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工业窑炉和中小型锅炉改造,岂不事半功倍?第三,燃煤电厂的近零排放不能解决二氧化碳问题。目前,所谓的“近零排放”是针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大气污染物而言的,衡量标准是使得燃煤机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同等发电量下燃气机组水平,并不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近零排放。虽然现阶段由于雾霾的压力,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低碳议题,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低碳议题不再重要。如果二氧化碳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关系是成立的,那从全球社会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低碳发展才是关乎全体人类生存的主题。与燃煤电厂二氧化碳排放密切相关的指标是供电煤耗,目前燃煤电厂的近零排放不仅不能对二氧化碳进行减排,而且与碳减排相反,近零排放增加了更多的环保设备,使得发电机组系统阻力增大,同时增加厂用电率,是不利于降低供电煤耗的,进而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有负面影响。真正的清洁煤炭减排技术,不能以能耗和碳排放为代价。总的来说,不计成本追求燃煤电厂的近零排放意义不大,大面积推广更是需要综合考虑其对环境治理的必要性和经济可行性,并在经济效益上与其他治理方案进行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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